专访林毅夫：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在出口增速预期回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宏观政策措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提高出口质量。我国经济增长。“我相信，2022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

“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无论国际经济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经济就会稳步发展。”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士、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非常有信心。

2021年，COVID-19反复爆发、供应链紧张、大宗商品上涨等因素将影响全球经济。2022年，中国经济将如何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如何理解新的发展格局？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在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定政策上难以赶上发达国家？美国近期披露的加息意向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风险？

近日，在新书《中国经济展望》（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际，林毅夫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在出口增速回落预期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宏观政策措施，采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瓶颈，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我相信，2022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

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经济就会稳定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当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和文化，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Justin Yifu Lin认为，这一理论的隐含前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一致，可以更好地帮助外界了解和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如何理解中国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林毅夫：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把经济发展好，使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使世界经济总量增加，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这样，国际流通的比重就会下降，国内流通的比重就会上升。

这是因为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非常大。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国内消化能力越强，国内流通比重越大。同时，很多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占比越高，国内流通的比重就越大。国内经济的扩大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被称为外向型经济的时期，出口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当时我国人均GDP为2099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5.3%，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1.8%，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4%，国内流通比重为 64.6 %。到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98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从2006年的5.3%提高到2019年的16.4%。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41.8%提高到53.6%，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17.4%，国内流通比重提高到82.6%。未来，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逐步接近20%和25%，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逐步接近70%和80% ，国内流通的比重将逐渐接近。从2019年的82.6%，逐步逼近90%，甚至更高，国内流通的主导地位将得到加强。全球经济总量将逐步接近20%和25%，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逐步接近70%和80%，国内流通比重将逐步接近。从2019年的82.6%，逐步逼近90%，甚至更高，国内流通的主导地位将得到加强。全球经济总量将逐步接近20%和25%，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逐步接近70%和80%，国内流通比重将逐步接近。从2019年的82.6%，逐步逼近90%，甚至更高，国内流通的主导地位将得到加强。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呢？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要使经济发展好，各地区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竞争力。有竞争力的产品不仅要销往国内市场，还要销往国际市场，需要更多利用国际市场来提供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和资源。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收入水平，进一步加强国内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描述为外向型。如果出口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发展的信心。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国内流通为主的经济体，无论国际经济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经济就会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学需要自主理论创新？如何创新经济理论？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业国。世界上也充斥着“中国崩溃论”。考虑到我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需要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反思，进行理论创新。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应用的局限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理清时代的发展方向。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 s 经济。教义、教义和哲学。

二战后，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实现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本国的现代化。当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运用解释发达国家成功的理论，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 1980 年代以来先进产业的旧结构主义到向西方先进市场体系学习的新自由主义，都是如此。

然而，距离二战结束已经70多年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如何？在二战后的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迄今为止只有 2 个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向高收入经济体。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要么是差距较小的西欧周边欧洲国家，要么是产油国，5个是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

可见，经过70多年的努力，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经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定政策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发展或转型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实施的主要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和有说服力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解决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一再未能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

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或制度结构为学习和借鉴的目标，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结构为隐含前提。理论。在指导上，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内生性。因此，将发达国家的理论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导致“南橙北橙”的困境。

例如，金融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中所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包括大型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和公司债券。这种制度安排适合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和先进技术。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资金需求，风险很高。

然而，发展中国家70%至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农户和中小微制造和服务企业。生产中使用的技术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比较成熟的产品。所需资金规模较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上。根据主流金融经济学教材只靠风险投资、股市、大银行、公司债等，会发现实体经济的特点与金融安排的特点不匹配，金融不能服务实体经济. 然而，

总之，当前主流经济学普遍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理论的隐含前提，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最优的发展目标。经济理论在我国应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和问题中总结新的理论，在理论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生结构。差异，了解这种内生差异对经济发展、转型和经营的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您刚才提到，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尚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呢？有哪些对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 2006 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用“中等收入陷阱”来描述这样的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每人均国民总收入未能持续增加甚至倒退。无法顺利、坚定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明白，经济增长是一个不断技术创新、不断产业升级、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许多外部性和协调的市场失灵。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来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有一个有前途的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或协调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只要我们用好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充分发挥我国的发展潜力，就应该能够保持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世界人口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将翻一番，从目前的16%提高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也将为其他50亿以上中低收入人群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资源。国家，以及更多中国的经验被用来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展望》收录了您与 202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真”观的含义是什么？

Justin Yifu Lin：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著作《The Truth about America: The Imbalance and Rebalance of People, Government and Market Power》（以下简称《The Truth about America》）中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政策问题”）。美国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被极少数精英绑架。从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人，一票。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说，就是一美元，一票。政治体制被精英利益绑架，贫富差距拉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内部冲突的激化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斯蒂格利茨教授开的诊断和处方非常好，但遗憾的是2022经济危机会有多严重，在美国实际接受的概率很低。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大流行性传染病，以及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努力，共同克服。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促进者。问题是美国无法解决其内部经济问题，导致其忽视全球领导责任，只关心自己的国内问题，从而阻碍了全球危机的有效谈判和应对。此外，美国内部存在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没有信心在真正公平的竞争中与之打交道，不断为自己的内部问题找替罪羊。并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军事霸权压制中国的发展，不顾公平竞争。

我非常同意斯蒂格利茨教授对美国问题的看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新知识的不断创造和生产的应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发创新，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政府也需要主动克服市场失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或提供各种适当的制度安排，包括为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提供服务。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使所有人都能从发展过程中受益。政府和社会既要帮助“寡、孤、残”等弱势群体，又要防止金融寡头、科技寡头垄断财富。这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前途的政府，用双手。

自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美国有两种思想流派。一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应该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二是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杰斐逊主义”，强调有限政府应少受政府控制。有句话叫“谎言说一千遍，你就会相信”。美国建国后，“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主导决策权。然而2022经济危机会有多严重，由于美国不断宣布“

与美国相比，中国更幸运。虽然在转型过程中也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但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规避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在过程中保持宏观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变。

当然，我们还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经济社会更好结合。有前途的政府。” 越是美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我相信在发展的过程中，

2022年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21年的中国经济，你会怎么形容？

Justin Yifu Lin：稳步推进。2021年，我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朝着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稳步回升，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持续加快，新工业革命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不断深化得到了有效保障。持续稳定增长充分表明中国经济有韧性、稳中有进。

《中国经济周刊》：全球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反复拖累经济。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做？

Justin Yifu Lin：目前，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接近于全体人口，而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人接种过疫苗。因此，2022年，发达国家或将开始复苏，而发展中国家仍有一波又一波的疫情防控。在紧张的情况下。对我国来说，发达国家可能因复工复产减少维持民生需求，依赖对我国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忙于疫情防控，阻碍经济发展，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可能很弱。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和需求。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我国GDP增速将达到8.1%，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增速将放缓至5.1%。经济学家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低于2021年，您对此怎么看？202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林毅夫：2021年经济增长将从2020年2.3%的低增长基数反弹，2022年将从2021年较高增长基数回升，因此增速略低高于2021年是正常现象。

2022年，国际增长可能出现分化。发达国家已完成全民疫苗接种，2022年下半年生产生活可能开始恢复正常。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很低，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会不时爆发。2022年，在出口增速预期回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措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基建建设，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 ，并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相信2022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我国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空间，即增长潜力巨大、资源充足挖掘增长潜力、就业充足保障收入。和消费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视频会议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日前的公开表态中，都提到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2022年投资。你怎么看？看到“政府投资”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了吗？

Justin Yifu Lin：当外部需求不足，经济下行时，正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佳时机，尤其是那些能够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改善未来经济增长的投资。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增加，就业增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提高，经济增长加快，从而实现良性循环。这就是我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想法。

（注：“超越凯恩斯主义”是林毅夫在总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后提出的概念，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主要选择能够提高生产力的产品。投资项目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解决经济增长瓶颈。）

《中国经济周刊》：美联储透露2022年加息意向，如果美国收紧货币，是否会给中国带来金融风险？

林毅夫：如果美联储在2022年加息，意味着美元资本会回流到国内，这会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管理资本时带来一些问题帐户。一些挑战甚至引发了金融危机。好在我国一直保持对资本项目的必要管理，因此美元加息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得到防控。